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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呼吁:提升家长和学生的“减负”获得感

作者:admin   来源:网络整理   华夏新闻网   更新时间:2018-03-13 17:07

网络配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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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我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,一边陪孩子写语文作业,一边刷手机看网上两会提减负、减轻书包之类的报道。”新学期刚刚开学,广州海珠区一小学家长梁敏仪告诉澎湃新闻。

  在刚刚过去的寒假,寒假作业成为了微信“妈妈群”抱怨的新话题,“本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,但寒假作业老师是按照每天几个小时来布置的,两天不写就堆成山。”梁敏仪说。

  如今正值两会期间,“作业”和“减负”再次成为了教育话题里的热门词。

  3月2日,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,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曾就“减负”表示:“孩子们有时做作业到晚上九点、十点甚至十一点,做完作业他们上哪儿欢乐,到哪儿荡起双桨呢?”

  在今年的两会上,有代表委员提出“小学试行半天文化课半天实践课制度来推动素质教育”、“正视‘减负’误区”等建议。如何真正将“减负”落到实处,成为了家长们关心的焦点问题。

  寒假作业多且内容重复

  “看到杭州市教育局发布举措说‘晚上超过九、十点的作业可以选择不做’,我们都觉得很好。”梁敏仪的女儿正在上小学五年级,在她看来,女儿语文、英语好,而数学较差,作业应该可以让学生自行选择,而不是所有科目必须完成。

  她告诉澎湃新闻,女儿从5岁开始学钢琴,这次寒假也不例外,同时,她还针对孩子“弱项”报了一个数学培训班。“我们报的不算多,而且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,但寒假作业又多又缺乏针对性,感觉既浪费孩子精力,也浪费家人一起出游、玩耍的时间。”

  自从女儿上幼儿园开始,梁敏仪就关注教育相关的政策和方向。在她看来,减负最主要问题就是课外作业,“有些代表说减少作业量,但孩子在这个年龄确实是需要学习的,有些代表说减少上课时间,但这对家长来说又变成了负担。”她说,可以让孩子或家长根据学习情况自由选择作业,是最为人性化的。

  今年寒假期间,山西大学生李亚(化名)在网上贴出了上小学三年级妹妹小昕的寒假作业,在一张小小的便签纸条上,小昕用歪歪扭扭的字记录下了语文作业的清单:五篇日记、一本书、一套卷子、一本小练习册、两本书的读书笔记。

  李亚告诉澎湃新闻,妹妹每天要花近5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寒假作业,自从上小学后就没有再出门旅游过。最让李亚不能理解的是:“两本作业书里的题型都差不多,内容都是一样,但必须都做完。”

  谈到“减负”,她苦笑了一下,表示自己所在的小县城不顾及这些,她对于“减负”也没有太大的要求,只是希望“老师能布置一些有质量的作业,让学生花了时间能取得成效,而要防止追求数量”。

  不仅是小学生,高中生也难逃寒假作业的困扰。今年正在读高一的胡青(化名)寒假过得很紧张,不仅要在寒假25天内完成7门科目的作业,还有6篇字数要求在3000字以上的命题作文,题目也让人哭笑不得:“我是一名高中生”、“我是一名xx高中生(学校名)”、“我的高中老师”、“我如何度过高中”、“人”、“中华文明”。

  这六篇主题大多一样的命题作文,让胡青感到很无奈,“题目太相似了,写了意义不大。像‘人’、‘中华文明’这种都比较偏议论,我们还没开始学写议论文。”

  胡青表示,自己和几个同学一直把作业拖到了开学前的最后一周,抄了部分《高中生守则》内容,凑了四篇几乎一样命题的作文。

  代表委员谈“减负”

  自1955年教育部下发《关于减轻中、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》以来,60多年里,国家已经颁布了九道“减负令”,并明确提出了《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》。

  在今年两会上,“减负”再次成为了教育的热点话题,并将“着力解决中小学课外负担重”的问题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。

  谈及“减负”,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在今年两会上曾表示,“一刀切”的量化规定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地区、校际间的现实差。而校内“减负”校外“增负”,各类“辅导班”、“培优班”也让家长“爱恨交加”,教师、家长特别是学生的“减负”获得感还不强。

  对此,她建议要有针对性地做好“减负四则运算”:“加法”就是把孩子的睡眠和运动时间加上去,把亲近自然和兴趣爱好加上去;“减法”就是严控课内外作业的数量、种类、形式、难度,把不必要的负担减下来;“乘法”就是把多元评价的激励机制成倍拓展;“除法”就是将违规的校外补课、办班,以及各种违反学生成长规律的比赛坚决去除。

  此外,还有代表提出应该在小学试行“半天文化课半天实践课制度”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认为,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,许多往音乐、美术等方向发展的学生,不是天赋和兴趣使然,而是文化课不行而另觅他路。他建议在小学试行半天文化课半天实践课制度,给学生们更多的选择。

  个性教育,也是素质教育的关键轴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志勇认为学校应该因材施教,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差异化教育,减少学生同质化统一强制性的负担,增加学生自主性的多样性学习。

  全国政协委员、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也有同样看法,他表明要正视“减负”的误区,减负不是没作业,而是要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。他建议加大教师培训力度,提高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。在他看来,孩子的课业负担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,过分强调重复书写、记忆的知识,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。

 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冬青提出一个新的思路,从责任主体抓“减负”过程。他提议建立政府、市场、家庭、学校、教师的问责机制,同时政府不但要履行自己的责任,还需要履行对各类办学机构和教育教学行为进行“规则设计,规范治理,规律引导”的公共责任。

  针对上述两会代表们的“减负”建议,作为学生家长的梁敏仪谈了自己的看法:“有些代表的建议真的是说到了我们心里,但有的观点还比较虚,只是提供一个想法,没有结合实际。”

  专家:落实“减负”必须要做细

  “教育要不要有负担?需要什么样的负担?什么负担是过重的?我觉得这些应该作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出来。”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,落实“减负”必须要做细。他认为, 谈“减负”首先就要弄清楚“减什么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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